那道裂纹横亘在“鼎庆楼”三个字中间，仿佛也在崔父心上划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。他默默将牌匾拼好收起，连同那份无言的期盼一起藏了起来——或许在他心底，这块匾总有重见天日的一天。他始终相信，鼎庆楼的滋味终会再次飘散在这座城市里；只要还有人记得这个味道，这份传承便不会断绝。 崔国明再次入狱，已没了初次时的惶惑不安，反倒和郭大炮成了患难之交。两人聊起各自过往，纵有再多念头，眼下也只能穿着黄马甲，咽下冷饭。外头接连发生的事，让崔家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。此刻崔国明尚不知父亲在外奔波，还在狱中给人分析案情、估算刑期，讲得条条是道。 崔父为儿子“违法生产”之事忧心，放下脸面请老友吃饭疏通，总算缴清罚款，将崔国明取保候审接了出来。李小珍和崔父一同来接，崔国明开口便问自己的律师证还能不能发下来。崔父一听，对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儿子又是一阵气结。 回到家，崔国明接到刘野来电，得知厂里终于给他办妥了下岗手续。他对着电话强装轻松，摆出“总算解脱”的模样，挂断后心里却空荡荡的，很不是滋味。次日，他去厂里签了买断合同，收拾了自己那点零碎物品，从此正式成了下岗大军中的一员。 崔国明叫上赵海龙和刘野去了烧烤店。烧烤哥眉飞色舞地讲着自己要把东北烧烤推向全世界的宏图大计。酒桌上，兄弟们问崔国明日后打算，他说想开精品服装店，接着便掰起手指，细细说起选址、进货、装修的盘算。 正聊着，旁边一对夫妻吵急了，抓起酒瓶子互相砸。烧烤哥见惯不怪，顺手拿起柜台上的相机“咔嚓”拍下留证，转头又像没事人一样忙活去了。酒喝到后半程，崔国明提醒赵海龙得多留心汤经理，赵海龙把这话听了进去。结账时，烧烤店老板还在按计算器，刘野却早已把账算清，分毫不差。 随后崔国明带着郭小雪去医院看望郭老爷子。老人此时已气若游丝，崔国明握着他枯瘦的手，一字一句保证一定会把孩子照顾好。 深夜回家，崔梦听着崔国明信誓旦旦说这次肯定能赚大钱，转身关上了房门——他承诺买车说了八百遍，早已言而无信。崔国明却不气馁，转头跟李小珍分享起在看守所里从“狱友”那儿听来的生意经，琢磨着要去广东进那种成包的“滚包货”，回来开一家精品服装店。 第二天，汤经理把李小珍单独叫进办公室，见她能干又有主见，那点歪心思便活络起来，想借职务之便动手动脚。没想到李小珍不是好惹的，抬手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出了这事，李小珍心一横，当场辞了职。临走前，她塞给季强一百块钱，回家便向崔国明摊牌：往后就跟着他做生意。 就在同一天，郭老爷子没能熬过去。崔国明去看望郭小雪，拿出几百块钱给她作生活费，再次向她保证一定会把她父亲的案子弄明白。夫妻俩满城转悠找铺面，最终盘下临街一家小店，接着便风风火火坐上南下的火车，直奔广东。 转眼到了一九九四年，中国深化改革的步伐又大又急，市场如同被重新塑造的泥人，计划经济那套已行不通。自国企改制以来，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老百姓的日子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野玫瑰歌舞餐厅装修得锃光瓦亮，鞭炮一响，正式开张。老街坊们挤在门口看热闹，人群之外，季强独自站着，望向那块崭新的霓虹招牌，眼圈泛红，嘴唇微微颤抖。他心里那点念想，那点关于老鼎庆楼的温热记忆，算是彻底凉透了。 不久，崔国明夫妻俩从广东归来，全家人都换上了从南方带回的时髦新衣，站在一起，格外亮眼。没过几天，精品服装店在另一阵鞭炮声中开业，李小珍主理销售，嘴皮子利落，崔国明负责外出进货，腿脚勤快。一家人，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扎进了新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