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三年，那是个大事频仍、空气中弥漫着躁动气息的年份，人们仿佛都充满了干劲，可霍晓阳身边最能折腾的，还要数他的老舅崔国明。在霍晓阳眼里，崔国明那套“穷折腾”的本领，简直是十里八乡独一份——外人觉得他行事鲁莽，总不按常理出牌；家里人则嫌他“不着调”，都三十多岁了还稳不下来。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邪乎的人，却生了一副热心肠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见不得别人受委屈，为人聪明仗义，还多才多艺。 正因为太了解老舅，霍晓阳便原原本本地写了篇作文，题目就叫《我的老舅》。谁知，这篇作文写得过于实在，反而没人相信，大家都觉得他在吹牛，连老师也没给好脸色，直接给这篇“大实话”打了个最低分。 课后，有同学拿霍晓阳的父亲是劳改犯来说事，话里话外还对他母亲的职业带着不干净的猜测，这下彻底点燃了霍晓阳的火爆脾气，他抡起拳头就迎面打了过去。别看霍晓阳身材宽胖，可惜一身虚肉不顶用，一番混战下来，双方都没占到便宜，落了个两败俱伤。等到老师把家长请来学校，推门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在学校里叱咤风云的崔国明。 等崔国明摘下眼镜，女老师眼睛一下子睁大了，态度瞬间一百八十度转变，把霍晓阳那篇作文夸得天花乱坠，就连打人的事也颠倒黑白，硬说霍晓阳才是挨打的一方，错全在对方。那位男同学的父亲匆匆赶来，恰好是崔国明姐姐的老同学，早对崔国明有所耳闻，立刻换上笑脸，说了不少好话，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平息了。 出了教学楼，舅甥俩耐心等着崔梦放学。比起崔国明那副吊儿郎当的性子，女儿崔梦从小就像个小大人，一直瞧不上霍晓阳。不过回家之前，崔国明先把那位男同学的父亲带到小卖部，眯着眼睛问他怎么知道自己姐姐崔小红在国外的事，没等对方支吾出个整句，拳头已经招呼上去，打得对方鼻青脸肿。 回家路上，崔国明骑着一辆二八大杠，前面坐着崔梦，后面载着霍晓阳，两条腿蹬得飞快，倒是费了不少力气。崔梦念叨着同学家里都有小夏利，免不了心生羡慕，崔国明则向女儿保证，车迟早会有的。三人就这么一路回到了鼎庆楼。 再说这鼎庆楼，是全省响当当的老字号，据说是当年京城名厨张老爷子来东北开的买卖，牌匾还是徐世昌亲笔题的。崔国明的父亲从学徒做起，在这里一干就是大半辈子，如今成了总经理，还常常去后厨掌勺，对这座楼感情极深。崔国明的母亲曾是省里有名的戏剧名角，后来因为心脏不好，戏也就停了。至于常年窝在酒楼门外的乞丐季强，来历有些神秘，原本是个大学生，家里遭遇变故后才变得疯疯癫癫，但只要是霍晓阳不会的题目递过去，他总能给出标准答案。 如今厂里来了个新厂长，装模作样地搞什么民主建议，号召大家畅所欲言。全厂百十号人，总共只有三个人响应——刘野、赵海龙，还有崔国明。前两位憋了几十个字交差，唯独崔国明一口气写了洋洋洒洒几十张纸，从生产工艺到市场前景，一针见血地指出厂里的产品比不上南方，眼下看着还行，可要是中国加入世贸，那点竞争力恐怕就要归零——毕竟那么大的苏联都能解体，更别说苏联援建的厂子了，再不思变，早晚倒闭，大家都得下岗。可惜这番警示没人听得进去，都觉得自己端着铁饭碗，分明是崔国明在危言耸听。 随后崔国明接到铁哥们郭大炮的电话，对方刚从派出所出来。说起来他也真是有点背，头一回进洗浴房就被扫黄组逮个正着，偏偏还被当成典型上了电视，闹得人尽皆知。在小饭馆里，郭大炮大吐苦水，崔国明耐心开导，这顿饭算是给他接风洗尘，也劝他以后好好做人。 与此同时，崔梦把崔国明给她做的风筝丢进了垃圾桶，转头就碰到下班回来的母亲李小珍，随口提到崔国明答应买车的事。李小珍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家里有多少积蓄她一清二楚，结婚十几年攒下的钱总共四万多，离买车还差一大截。可崔国明却满不在乎，认为钱是赚出来的，办法是想出来的，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儿。 第二天一早，厂长坐在办公桌后，翻着崔国明那摞“万字建言”，短短一天时间，这些凝结心血的字纸就被丢进了垃圾堆。郭大炮为了改运，找了个瞎子算命，那瞎子一掐指头就说他命犯桃花，吓得他赶紧正襟危坐，求人家给算算前程。 崔国明收拾利落后去参加同学聚会，从老厂长那儿偶然得知，自己没车却大言不惭说要带大家买夏利的事，早已成了厂里的笑话。老同学们一个个光鲜亮丽，有开出租的，有做买卖的，一个月少说也能挣个千八百块，就连当年学习最差的大建都开上了夏利，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。反观他这个技术骨干，每月到手的工资满打满算也就五百块。饭桌上，大建拿郭大炮被抓的事开涮，那副嘴脸看得崔国明直冒火，当场揭了他以前因为组织小姐出台被劳教的事，噎得大建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下不来台。